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只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变更、解除权，未明确确认行政机关的撤销权。
据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接受了政协全体会议交付的国家权力之后，它就是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鉴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苏维埃制度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这里有必要援引列宁有关苏维埃的论述来阐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所蕴含的意义。
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提到，越是下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地区越小，就越易于召集会议。（一）对国家权力代表性的强调根据我国宪法理论，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所有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发挥着为其他国家机关提供民主正当性的重要功能。从概念上说，撤职与免职有所不同，撤职的主要缘由是失职或者渎职(参见朱应平:《论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体化免职和撤职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131页)。例如，宪法第125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第137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加之总理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权的范围之外，即便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修改扩展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权，也仍然不能说明国务院相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居于从属地位。
例如，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案撤销了林业部部长的职务(参见前引〔2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书，第298页)。例如，我国宪法第57条明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就包含了比民主正当性传输更多的意涵。房地产是中国国民财富的主要载体，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将极大地增强税法的分配效果。
⑥同理，税法典编纂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空筐结构，并将大大压缩下位规范的作用空间，从而调整各税种法的文本结构与税法规范的层级结构。对宪法人民至上理念的对接度，是衡量税法典能否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唯一标准。税法典编纂直接关乎分配正义，对促进税收遵从至关重要，如降低低收入者的消费税税负，对高收入高净值者强化税收监管、征收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以及对重点民生领域持续降低税负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33)参见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我国的税收法律近似于框架法，其仅对税法的核心内容作概括规定，具体内容由下位的法规、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填补，税收规范性文件发挥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被称为税收立法格局的空筐结构。另外，个人所得税是最体现分配正义的税种，但其分配效果仍有待进一步强化。
(51)因此，税法典编纂过程中，要让公民广泛且深入参与到税法典的基本议题与可行方案讨论中去，了解判断公民在重要问题上的税法价值取向、需求和偏好，并向公民展示税收客观价值秩序形成的博弈过程，让公民理解国库利益与个体利益问辩证关系，让公民信任法典编纂程序是普遍共识达成的最佳途径。此外，税法典编纂应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实现国家能力建构、市场资源配置、公民社会整合，这是时代赋予税法典应承载的宪法功能。一方面，发挥税收调控作用因弥补市场缺陷而存在必要性，税收作为政府介入市场工具或杠杆，亦须尊重市场经济机制而不过度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要求税法典制度设计应激励市场主体的正外部性、遏制市场主体的负外部性。三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33)税收作为国家建构的牵动力量税收能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34)国家能力的增强与税收的增加有着必然联系。(67)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除了宪法上的直接依据，也有宪法上的间接依据，共同构成税法典制度供给的宪法底线、边界和要求。税法典编纂应如何回应宪法人民至上理念？以下从税法功能视角展开分析，税法除了具有财政汲取、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工具性功能，更具有纳税人权利保障和促进分配正义的价值性功能。
(48)Joseph Alois Schumpeter,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in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Richard Swedberg e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08.(49)许章润：《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依法纳税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基础，也是权利意识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公民应履行的法律责任。
总之，以宪法为根本构建一个目的清晰、层次分明、原则有序、理路井然的税法典体系是贯彻宪法至上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就宪法如何更好作用于各个社会功能领域而做的一次重要尝试。为了保障宪法强调的社会经济秩序，迫切需要制定专门税法典，对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行为予以防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其他领域法典编纂指明了政治方向。相较于传统税法是附属于行政法的控权之法，现代税法将实现社会经济政策、建构社会经济秩序导入其中，需要面对一国社会经济作为有机整体如何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的问题，(20)现代税法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之法。(39)以税收为主要汲取形态，除了推进税收法定，非税收入也须法定，并应纳入合宪性审查轨道。(13)参见郭昌盛：《税法分配论：一种理解税法的新理论》，载《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2期。促进税收国家转向，但应有所界限，绝不能对公民攫取过度，否则将造成私有财产权秩序的崩溃。《宪法》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都表明宪法人民至上的价值意蕴，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正当性根基。
目前，各税种法普遍缺乏立法目的条款、统合性税收立法尚付阙如即为例证。(50)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
⑧然而，由于一方面《宪法》有关财税制度规定较少，难以真正起到中介作用。就我国实际状况而言，税收为主要财政收入类型，但从税收占比来看，以2021年为例，虽然官方宣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76.3％，但是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仅为38.5％。
譬如，只有在组织纪律性强的军队，军令才能得到彻底贯彻。虽然绝对税收中性不存在，但最好最优的税收法律秩序，就是要对市场资源配置影响最小，即政府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简单、可预见、中性的税收制度，这项制度不会挫伤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并且能够减少对市场信号的干扰。
(45)(三)公民社会整合《宪法》第1条明确国家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揭示了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致力于实现以社会平衡、共同富裕为内核的宪法社会主义原则是其核心功能。虽然税法典编纂工程尚未全面启动，但可预料税法典将以所有税法规范(包括税收规范性文件)作为编纂原料。税法典除了必须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第16条第1款和第17条第1款)以谋求其人格发展，更应回应大数据时代纳税人人格尊严受到的严重挑战。⑤参见李乔彧：《个人所得认定治理路径的转型》，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
1.对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行为的禁止。第一，宪法对税法体系的规训要通过税法典转译。
税负中性即税负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而不应由企业承担，如《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49)税法典亦具有国家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形塑功能，因税收本质上来自、或伴随主权国家的产生，以公民为主体，以国家为作用对象，以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为目标，体现为一种在个体认同的基础上为共同体奉献、牺牲的精神，具有明显的团结属性。
站在一个社会系统论视角，国家、市场、社会的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都是宪法调整对象，(32)税法典编纂可按照国家—市场—社会的秩序结构去破解现代税制与税收法治的宪法代码，并预设税法典的宪法功能。贯彻宪法至上理念、法律至上理念是编纂税法典的形式要求，遵循人民至上理念则是税法典编纂的实质根基。
理论界通说认为税法依赖于甚至支配着私法，税法以私人性的交易法为前提和基础，(59)民法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税法的前置法，在此关系基础上，税法在理论创新与规则设计时受民法影响较深，税收债务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民法概念的借用等均体现于此，以确保二者的接轨一致。法律至上是最重要的法治原则，也是税法建构的最基本原则，意味着塑造税收秩序，必须尊崇和遵守法律，这已成为衡量税收法治建设成效的首要标准。根据学界主流观点，财政法体系涵盖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监管法、财政体制法，税法与之均或多或少地存在关联。(66)我国《预算法》第27条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三)人民至上理念人民至上理念，即人民在社会共同体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66)目前，随着我国趋于完成全部落实税收法定任务，征税权的法律规范体系即将建成，但非税收入法治化仍存在较大短板，而且非税收入的制度依赖还较高，因此，政府财政收入权力存在着法律规制不充分、不平衡的困境。
税收能力是国家能力建构的重要基础，不仅因为税收是其他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财力支撑，而且因为税收能力建构对其他国家能力形成溢出效应。(55)单飞跃：《纳税便利原则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20)参见刘水林：《经济法是什么——经济法的法哲学反思》，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8期。具体意义上的收支关系则根据税收分类之不同有所区别，一般目的税适用统收统支原则，而特定目的税适用专款专用原则，(67)应基于两类税收之不同功能机理，对收支的统一或专门对应关系予以合宪性规范，实现财政支出目的的一般公共性与特定目的性，发挥财政目的税与调控目的税之功能，最终确保社会整体利益之实现。
